我叫温哲，是这栋旧唐楼的夜间保安。所有人都说七楼B座闹鬼，搬进来的租客从没住满过三个月。但我需要这份工——我妈的疗养院费用，像滴漏般精确地榨干我每个月的薪水。

那晚雷雨交加，监控屏幕雪花乱闪时，我再次看见了那个白影。它出现在七楼走廊，像一帧错误的画面。我握紧电筒上楼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
七楼B座的门虚掩着。

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嗅到了铁锈味——不是血，是更陈旧的、属于金属的锈。然后我看见了她，赤脚站在客厅中央，白色睡裙下摆染着奇怪的污渍。

“我认识你。”她转过头，眼神像受惊的鹿，“你是每晚在楼下看监控的人。”

她叫林蔓，新搬来的画家。她说自己在画一幅永远画不完的画——客厅墙上钉着巨大的画布，上面只有混乱的色块与线条，像某种未破译的密码。

“我总梦见这间屋子的前主人。”她递给我一杯热茶，指尖冰凉，“一个总穿红裙的女人，在墙上写字。”

我开始留意她。监控里，她总在凌晨三点起身，在墙上涂抹。但第二天我去查楼时，画布永远是空的。只有墙纸边缘，偶尔能看到极淡的铅笔痕，像是被匆忙擦去的算式。

转折发生在我妈病情恶化那天。医院催缴费用，我在值班室抱着头。林蔓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，递来一个厚厚的信封。

“预支的薪水。”她避开我的视线，“雇你每晚多巡查两次七楼。”

我无法拒绝。但钱塞进口袋时，我触到了别的东西——张褪色的照片，边缘烧焦，上面是个穿红裙的女人，站在唐楼天台，背后是1983年的日历。

红衣女人在笑，而她颈间的项链，与林蔓此刻戴的一模一样。

那夜我故意提前巡查。七楼B座门缝下透着光，我听见低语——是两个女人的声音。一个在哭，一个在急促地说话。当我冲进去时，只有林蔓独自面对画布，但画布上第一次有了清晰的图像：红衣女子坠楼的瞬间，下方有个男人抬头看着，手里握着条项链。

“她叫阿霓。”林蔓声音嘶哑，“是我小姨。1983年死在这栋楼的天台，警方说是自杀。”

“但你不信。”

“因为当时陪在她身边的男人，”她转向我，眼里有泪光，“是你父亲，温守正。”

空气凝固了。我想起父亲抽屉深处那条从未见他戴过的女式项链，想起他每次喝醉后喃喃的“对不起”，想起他坚持要我应聘这栋楼的保安，说“那里需要自己人看着”。

林蔓走近画布，手指划过颜料未干处：“阿霓没有跳楼。她发现了这栋楼的秘密——唐楼地下，埋着日占时期留下的生化实验资料。有人一直在找，找到的人都会‘意外’死亡。”

“我父亲……”

“他是知情者，也是保护者。”她苦笑，“他保护了那些资料三十年，直到三年前他肺癌晚期，才把地图交给我。阿霓当年就是因为偶然发现了地图，才被灭口。”

墙上那些“鬼画符”突然有了意义。那不是艺术创作，是地图碎片的转译——林蔓每夜都在破解，而有人不想让她成功。

脚步声在走廊响起。沉重的、不止一个人的脚步。

林蔓迅速撕下画布，露出后面墙体的破洞，里面塞着发黄的笔记本与胶卷。“拿着，从后楼梯走。”

“一起走！”

“我拖住他们。”她竟在笑，“记得吗？我总梦见阿霓在墙上写字。其实不是梦——这三年来，是她的魂在教我如何转译密码。现在她教会我了，该我去陪她了。”

我被推进后楼梯。在门合上前最后一瞥，我看见林蔓走向大门，手里握着不知从哪拿出的裁纸刀，而门外的手电光已破门而入。

我在雨中狂奔，怀里资料沉得像铅。跑到疗养院时，天已微亮。母亲在熟睡，我颤抖着打开笔记本——第一页是父亲的笔迹：

“给阿哲：若你读到这些，说明林蔓已做出选择。不要难过，我们都在偿还1983年的债。资料送去警局，署名写‘七个未亡人’，他们会懂。”

最后一页贴着张小照片：年轻的父亲、红衣的阿霓、还有五个看不清面容的人，并肩站在唐楼前。背面一行小字：“我们发誓守护的秘密，终于可以交给明天的人。”

警笛声响彻街道时，我站在疗养院窗前，看见朝阳刺破云层。怀里的胶卷微微发烫，像一颗沉寂多年终于重新开始跳动的心脏。

而我知道，在某个正在被封锁的旧楼里，一个穿白裙的女人完成了她的画。画布上不再有坠楼的红衣女子，只有七个手挽手的背影，走向1983年那片湛蓝的、没有阴霾的天空。

我的巡逻日志永远停在昨晚的日期。最后一栏，我写下：“七楼B座，一切正常。无异常情况。”